日期：2025-07-20 08:20:12
▲陶铸、曾志夫妇
相识陶铸，重逢陶铸。
作者：曾志
《百战归来，我认此身：曾志回忆录》系我国铁血柔情的革命先烈曾志，于晚年病榻之上，以回忆录的形式撰写的一部自传，亦是她一生中创作的最后一部著作。书中，曾志深情回顾了自己的家世渊源，坎坷曲折的人生历程，以及她的婚姻与家庭生活。她详细描绘了自己与毛泽东、朱德、彭德怀、胡耀邦等革命领导人的交往点滴，并亲身见证和参与了我国革命和建设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。
曾志，原名曾昭学，出生于1911年4月4日，逝世于1998年6月21日，系湖南省宜章县人士。她的丈夫是陶铸，育有女儿陶斯亮。曾志曾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，以及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前副部长。
——编者
初见陶铸，印象不佳。
1930年10月的一个清晨，我作为厦门中心市委的秘书长，踏入了福建省委书记罗明的住所。在那里，我遇见了一位陌生的青年。他年约二十三四，身材并不高大，却显得异常精干。他那略显黝黑的面容，青涩的下巴，以及那头蓬松而坚韧的浓密头发，都给人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。他那粗犷的眉毛下，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透露出坚定的光芒。他身着一件咖啡色的广东风衬衫，搭配着西裤和皮鞋。虽然他谈不上魁梧英俊，也难以称得上潇洒儒雅，但那种逼人的英气却让人难以忽视。
罗明为我们相互作了介绍，我们彼此愣住了，一时间无言以对。啊，原来他就是陶铸！
此名号，我在闽西初闻时便已传为佳话。那震惊中外的“厦门劫狱”事件，总指挥一职便由一位热血华侨青年所担当，他更以此事为灵感创作了小说《小城春秋》，此作于1950年代还被搬上银幕，广为流传。那些从牢狱中死里逃生的同志们，之后纷纷投身于闽西苏区的革命事业。我通过他们的口述，得知陶铸同志不仅英勇无畏，而且才华横溢，因此，他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，且始终是那么正面而鲜明。
曾志
陶铸未曾料想，那在民间传颂的闽西苏区中，以泼辣干练著称的“母夜叉”，竟是一位肤色白皙、长发披肩的年轻女子，着装朴素得体，举止间透露出端庄大气，难怪他会感到惊讶不已。
然而，紧接着的瞬间，我对陶铸先前所留下的美好印象便荡然无存。
罗明与陶铸交谈之际，却发现陶铸正坐于椅上，目光投向窗外，似是漠不关心，对对话的态度显得冷淡。罗明因此显得有些恼火，质问道：“你能不能认真点？”陶铸则不卑不亢地回应：“难道我必须低头听你？”这番话让罗明一时语塞，气愤难平。
初次相见，陶铸并未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。然而，随着我对他的深入了解和接触，我的看法开始发生转变。不久之后，在军委书记王海萍的夫人那里，我得以见识到陶铸的另一面。
陶铸与王海萍，两位情谊深厚的挚友。1928年，广州起义不幸失利，陶铸遂赴上海，中央军委安排他投身红四军。在路经厦门之际，军委书记王海萍见其出自黄埔，且历经南昌、广州两次起义，深谙军事，实战经验丰富，遂诚恳地挽留，委以兵运及武装斗争之重任。初时，陶铸被派往厦门炮台担任兵士，历时三月，密谋兵变，意图夺取武器，继而又投身于劫狱行动。此劫狱之举成功，陶铸便在省委军委机关继续工作，与王海萍夫妇共居于机关之中。
曾有一段时间，王海萍受命前往闽西进行巡视与指导工作。然而，不幸的是，他的妻子恰在此时不幸患上急性腹膜炎。由于经济拮据，她未能得到充分的治疗便提前出院，在家中生活难以自理。王海萍将妻子托付给了陶铸照料，带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踏上了前往闽西的路途。
陶铸全力以赴，倾注心血履行战友的托付，对王海萍病重的妻子关怀备至，体贴入微。他日以继夜地忙碌于内外事务，烹饪饭菜，喂药饮水，即便是倒尿倒屎、清洗污物等琐事，他也认真负责，毫无怨言。直至两个月后，王海萍终于归来。
我心生感动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在地下工作的艰难岁月里，我们这对原本扮演的假夫妻逐渐将戏份演成了现实，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。
曾志与陶铸
陶铸被捕，涉嫌叛变。
1933年三月，上海中央局发布了一则通知，要求陶铸即刻赶往上海，并另行指派新的工作任务。在此过程中，省委书记的职位则将由组织部部长陈之枢接替。
面对此次人事变动，陶铸虽感意外，却对背后的原因一无所知。直至一个月后，他在上海被捕并身陷囹圄，方才逐渐弄清了事件的真相。
原本，中央派遣至福州执行巡视任务的巡视员朱××，曾向陶铸探询其对王明的意见。陶铸性情直率，未加掩饰地吐露了自己的看法：“他不过是吃着洋面包，在我看来，他对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并不十分了解！”巡视员回到上海后，将陶铸的观点如实转告了时任中央负责人的王明。这却激怒了总书记，这次的调动，实则乃王明以莫须有的理由将其巧妙地撤职。
陶铸当时无从知晓王明的真实意图，然而，他心中已然明了，我们即将结束这段关系。在此之前，我们这对名义上的夫妻，实际上并未真正地共同度过一段和谐的时光。
在陶铸即将踏上征程之际，他在一家旅馆预订了一间客房。在那间房中，我们仿若一对恩爱夫妻，携手共度了十天的甜蜜“蜜月”。四月下旬的一个清晨，我们在旅馆的大门前，相互不舍地告别，珍重道别，心中满是不舍之情。
起初，我每周都能收到陶铸从上海寄来的两封信，信函虽简短，却洋溢着炽热的情感。然而，在收到四五封信之后，消息突然中断，音信全无。
二十余日之后，陈之枢莅临互济会机关，特地前来告知我，中央传来消息，陶铸在上海被捕，已然背叛了革命。
冒险寄钱救陶铸
1934年三月下旬，我出乎意料地收到了一封来自南京监狱的信件，信件由福州的何老太太转交。何家，便是我与外界沟通的联络点。信中，陶铸传达了这样的消息：他已被判处重刑，刑期之长，令人难以想象，他已无出狱的可能。他恳请我好好照顾母亲，并尽我所能去履行孝道。他还提到，自己在狱中身体欠佳，若有所回复，请将信件寄至南京军人监狱，编号为一二七一号。
在陶铸被拘禁之际，他曾秘密委托一位获释的难友，悄然传递出一张仅掌心大小的残破纸片，纸片上仅以寥寥数语，道出了“病重住院，生还无望”的悲凉心境。
纵然我对陶铸被捕及叛变的传闻持怀疑态度，但事实却使我卷入了其中，这让我时刻感受到一种沉重与苦闷。我对那些流言蜚语深信不疑，期盼着能听闻陶铸的真实情况。谁料，一年后，我终于收到了他的亲笔信件。
我将信件递交给叶飞审阅，我们共同认同，鉴于判处无期徒刑，陶铸未曾叛变。我向叶飞提出，鉴于陶铸病情严重，是否可以汇些款项给他，他对此表示赞同。随后，我们从被没收的财物中取出20元，寄给了陶铸。
我给陶铸写了一封信，顺道进福安县城给陶铸汇款寄信。这可是要冒极大的风险，因为我当时已是国民党当局通缉的共产党要犯，悬赏3000块大洋。但是不这样做，我感情上又不能平静。就决心去冒这个险！
我随交通员的引领，悄然潜入县城。据城内地下党人士所述，我离去不久，县城便骤然实施戒严，城门紧闭。警察与特务四处巡逻，严密搜查，声称有一位女共产党员潜入城中。
数年后，陶铸在出狱后向我透露，他从福安寄出的款项和信件竟全部完好无损地抵达。彼时，他正饱受肺病折磨，咳血不止，我寄去的款项无疑如同雪中送炭。他用这些钱购买了鱼肝油，病情因此得以缓解。此外，他还购置了书籍，将牢狱视为学堂，勤奋读书数年，直至第二次国共合作，党中央将他成功营救出狱。因此，那次冒险的确是值得的！
▲陶铸、曾志夫妇
重逢陶铸于武汉
1937年9月，当我抵达武汉，自上海而来，已得知陶铸同志出狱后，正于湖北工委担任职务。甫入八路军武汉办事处，我便立刻挥毫书写便条，告知陶铸同志我已安抵此地，并委托他人将此信件送往武昌。
约莫八点钟光景，陶铸急匆匆地赶到，一边喘息着，一边滔滔不绝地讲述，竟让我插不上半句话：“早些时候接到你的信，我欣喜若狂，迫切地想要立刻过江与你相见。无奈下午有个会议，我内心颇为焦躁，直至六点钟才赶到码头。恰逢大风肆虐，轮渡未能启航，我焦急万分。终于，在轮渡冒险开航后，我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差点因此错过！”他话锋一转，眼神中流露出一抹柔情，语气也变得柔和了许多：“对了，我还饿着肚子呢。不如我们去附近找家餐馆，边吃边聊吧！”
我面带微笑，静静地倾听着他的倾诉，内心既是甜蜜又是酸楚，情绪复杂纷繁。他消瘦得令人心疼，四年的牢狱生活让他面色苍白，两颊凹陷，眉目更显深邃，那件对襟盘扣的夹袄穿在他瘦弱的骨架上，摇曳不定。这样的他，哪里还像是一个28岁的青年，40岁似乎更符合他的外观。然而，从他的言谈间，从他那充满活力的眼神中，我仍能清晰地看到那个热情洋溢、思维敏锐、如同烈火一般的陶铸。
“我出狱的第一天就给你写了信，寄到了你母亲那里，等了二十多天音讯全无，焦急不已。没想到，转眼间你便出现在我面前，真像是梦中的景象。”忽又想起什么，他哈哈大笑：“当时我们正在开会，突然收到你的消息，我立刻心神不宁。钱瑛大姐还拿我开玩笑，说：‘曾志来了，瞧把陶铸高兴的，连汗毛都竖起来了！’”
“是上海党组织安排我前往延安的。”他诚挚地劝我说：“还是留下来吧，我会向郭述申同志（省工委书记）提出你的请求！”
陶铸与曽志
在夜深人静之际，陶铸提议道：“目前无法渡江，便暂且在此安顿一晚。”翌日破晓，他再度启程返回武昌。
第三日的清晨，我刚从睡梦中醒来，便迎来了郭述申的到来。根据组织的安排，我留在了武汉，并受省工委的指派，将担任省妇委的书记一职。
陶铸、李克农之“三岔口”。
我与陶铸在汉口寻觅了一处楼上的居所，厨房却设于楼下，系与他人共用。
夜深至凌晨两点，陶铸却未归家。约莫到了两点半，楼下的敲门声打破了宁静，我急忙下楼开门，只见陶铸沉默寡言，怒气冲冲地直上楼梯。我正欲上前询问，却惊见他额头鼓起一个如核桃般大的肿块。“难道是遭遇了特务的袭击？”我焦急地询问。他冷哼一声，愤愤回应：“我刚刚与长江局的李克农发生了争执！”
我惊愕不已：这岂不是自家人不识自家人？众所周知，李克农在营救陶铸及其同仁出狱的过程中贡献良多。陶铸获释后，曾前往办事处，意图与李克农面谈，以表感激之情，却不幸碰巧李克农外出，未能如愿相见。自此，两人便未曾相识。
当陶铸急匆匆地前往长江局寻找周恩来时，他的性情本就急躁，于是匆匆忙忙地跑上了楼梯。然而，就在楼梯口，一个身影突然闪现，他高声喝问：“何人？站住！”陶铸见对方如此凶狠，心中不禁有些不快，于是回敬道：“你这般官僚作风，喧哗些什么？”言辞间，对方已经一拳挥来。陶铸毫不畏惧，随手回敬一掌，将对方的眼睛眼镜击落在地，摔得粉碎。随即，两人便扭打在一起，从楼梯上一直打到楼下的客厅，依旧未曾罢休。
周恩来闻声迅速走出，声音严厉地喝问：“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”对方怒气冲冲地回应：“有人硬是要上楼！”周恩来定睛一看，认出：“那是陶铸！”随即他又指向对方：“他是李克农！”这样一来，两人方才停止了争执。尽管如此，他们仍心有不甘，一人指责道：“他上来时并未报明身份！”另一人则辩称：“是他先动的手，打伤了人！”
两位意气风发的资深干部，这一幕堪称精彩绝伦的好戏，在五十五年后，被《陶铸传》的作者幽默地比作“三岔口”。自此，每当陶铸与李克农重逢，提及此事，他们总会笑得合不拢嘴。
在武汉沦陷之后，我们再度面临别离。陶铸前往鄂中，而我则踏上了鄂西的土地。
1939年12月，我踏上了延安的土地。次年5月，陶铸亦自鄂中取道重庆，抵达了延安。随着抗战的胜利，我和陶铸一同奔赴东北，开始了新的战斗。
陶铸、曾志、陶斯亮三人在1966年3月留下了珍贵的全家合影，这成为他们最后的共同影像。
在“文革”那段动荡岁月里，我家遭遇了不幸。1969年11月30日，陶铸先生在合肥不幸含冤离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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